明朝的當舖名稱達十幾種之多，如解庫、解鋪、典庫、典鋪、解典庫、解當舖、當舖、質庫、質鋪、印子舖等，典當的數目、資本額都十分壯觀。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僅河南省便有230家當舖。典當業經營者從過去的官僚、地主轉變為商人為主要力量，其主要業務有：接當和放款，相當於現在的抵押貸款。

　　明初的沈萬三是著名的高利貸者，民間傳說他有個聚寶盆，投入一錠銀子，就能陸續取出無數錠的銀子來，形像地說明他進行高利盤剝的“法術”。大太監劉瑾和大貪官嚴嵩、嚴世蕃，除了經營當舖和開其他店鋪，其“賬房”也直接進行信用放貸，向其借錢的多為各種官吏，供其向上級行賄或向朝廷貢獻之用，當然也有一些商人為一時急需而告貸的。

　　明朝放款的利息一般是月息二三分到五分。《大明律》雖然規定，“凡私放錢債及典當財物，每月收利不得超過三分，每月雖多，不過一本一利”。但實際上，當舖賺的不僅是利息，當物到期不能贖回，則成為“死當”，必須歸當舖處理，這項額外利益常倍於放款利息。所謂不超過一本一利的規定，成為一紙空文。

　　明代除了典當業和私人放貸業十分活躍，還出現了錢莊。到了明末，錢莊已經成為主要的信用機構了。錢莊積極攬作放款，對顧客提供用款便利，但錢莊的放款數額不大，多數是提供給個人消費。

　　清代票號按地域分為山西票號和南幫票號。前者比較著名的有蔚字五聯、合盛元、志成信等，到咸豐十年（1860年），山西票號有17家，分為平遙、祁縣和太谷三幫；同治年間（ 1862—1874年），江浙商人也開設票號，他們即為南幫票號。山西票號每家每年的利潤大約都在其資本額的兩三倍以上，是當時獲利最多的金融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