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漢代----初見萌芽 

《後漢書.劉虞傳》記載的“典當胡夷”，它表明典當在中國漢代已經出現，劉秋根《中國典當制度史》提出，“私人當舖從其業務形式來看，漢代時期便已産生了，但是有關典當活動的零散文字，只能認作隨機性的行爲，可視爲産生當舖的萌芽”。 

二、南北朝----肇始于寺庫質貸 

漢代的台中當舖僅僅初見萌芽，而中國典當真正形成壹個典當行業規模的直接源頭肇始于南北朝時的南朝佛寺，這也被許多典當界專家所認可，即如中國已故著名曆史學家範文瀾先生曾寫道“後世台中當舖，從南朝佛寺開始”。從寺庫質貸開始的帶有慈善濟貧性質的以物質押借貸的行爲開始，逐漸形成了中國真正的台中當舖。中國台中當舖之所以肇始于南朝佛寺質庫，自有其社會曆史的特定文化背景作爲必要的支持，南北朝是中國佛教史上的壹個主要“興佛”時期，“興佛”導致了寺院經濟的發達，也相應産生了如何使用富裕的沈積資財的問題，按照佛教“無盡財”思想，可以將富余的資財出貸“生長”，因而寺庫經營起台中當舖務，並以濟貧救世的慈善面目出現，既可生息積財事佛，又是對貧民解決壹時窘急的慈善救助之舉。 

三、唐五代----入俗于市井社會 

南北朝時期的台中當舖僅是壹個寺院經濟，從唐代開始，中國的台中當舖從單壹的寺庫質貸逐漸成爲壹種官營或發營的金融作爲，名爲“質庫”、“櫃坊”等，陶希聖在其主編的“唐五代寺院經濟”壹書序言中寫道 “質庫，創始于寺院的壹種高利貸事業，在唐代已是壹般富貴人家投資的普遍事業了，向寺院施舍本錢以創立質庫的事情也很常見，家具衣服的質以外，奴婢、牲畜、莊園的質，在當時很是流行。”（台北食貨出版社1997年出版）而且“據現有材料看”質貸業已成爲唐代“最大的商業”。（範文瀾、蔡美彪等《中國通史》第三編第二章第五節，人民出版社出版）唐代官私及寺院的質庫共同興盛，成爲中國典當史重要的篇章，這種盛況散見于衆多文獻記載中《舊唐書.武承嗣傳》載，唐開元二年（公元713年）武則天之女太平公主自殺後抄沒其家産時發現，不僅“財貸山積，珍奇寶物”無數，還有許多牧馬牧羊、田園和質庫（典當行），足見她數年來的貪婪征斂。同時由于質庫市場的多頭競爭，牟取暴利現象，亦見于公私質庫，致使朝廷不得不壹再明令整觞。唐五代質貸業的全面興盛，爲此後近千年當舖的發展開壹代先河，是中國典當史上的重要裏程碑。 

四、宋金元----立行于兩宋 

隨著宋代都市商業經濟的繁榮和金融活動的日趨活躍典當亦在前期基礎上獲得了長足的民展，同時宋朝行會組織的成熟，也正式形成了中國曆史上最早的當舖同業行會組織。 

宋代當舖的經營和資本性質格局，同唐代大體相似，即官當，發當和寺院並行于世，而當時的官營典當機構發展甚爲迅速，壹時形成遍布各地大小城鎮，市集之勢，是政府允許各級官府“公使錢”經費，進行商業性活動，以生息增值，並允許用撫養官員遺孤的撿校財産作資本，從事典當生息。 

宋代民商資本經營的當舖的發達，最顯著的標志是在當時市井工商諸行中獨立爲行，出現了中國典當史上最早的行會組織。行會組織主事的頭目，叫“行老”或“行頭”。記府了解社情，往往利用包括典當在內的行會組織。 

宋朝寺院的典當在記民當舖頗爲發達的情況下，依然十分活躍，是支撐寺院經濟的主要方式。不過宋代記營民營當舖的資本，經營規模和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業已遠遠超過了其間寺院當舖。 

五、明清----興盛的時代 

典當作爲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壹種金融活動和金融行爲，同市場商品經濟有著與生俱來的親緣關系，明清二代商業的空前發達，尤其明代中葉以來，資本主義銳減或說壹下子在曆史上消失了。主要是明清二代實行比較嚴格的宗教政策，設立專門機構對佛道等宗教進行統壹嚴格管理，在此情況下，寺院經濟活動受到了限制，成爲寺院典當銳減或消亡的直接原因，其次更重要的因素是，社會台中當舖的興盛，廣泛占有了台中當舖市場的份額。 

明代台中當舖資本性質的壹個顯著特點是以商人資本爲主體的民營典當，迄今尚未發現明代存在官營典當的文獻資料，至清代則出現民當、官當、皇當並舉的格局。清朝皇帝或皇室擁有和出資開設的當鋪，爲曆朝所僅見，清代皇當盛行于雍正乾隆兩朝，雍正帝是皇當的最初倡導者，他曾多次撥出專款派人開設當鋪，皇當的贏利主要用于皇族之間或君臣之間的財産分配，也被用于宮廷人員的某些特別開支。 

由于商業活動的發達，逐漸形成了親緣、鄉緣爲紐帶的“十大商幫”其中尤以徽州商幫，以及山西晉幫等因經營台中當舖的規模大、分布廣、獲利多而最爲著名，民諺所謂“無徽不典”之說，便是對其成就的肯定，舊稱當舖掌櫃（經理）爲“朝奉”亦出自徽商語俗。 

明清二代典當行在綜合經營的同時出現了針對不同當物對象範圍的專業性經營的分工，以及經營管理的日趨條理化，規範化，標志著中國當舖務逐漸成熟，也是明清當舖興盛的重要産物兼必備的基本要素，體現了當舖自身素質的提高。清代還出現了有些資本雄厚的富商大賈在各地開設分支機構的現象，據載于清薛福成《庸龛筆記》卷三的《查抄和坤住宅花園清單》顯示，和坤有“當鋪七十五座，查資本銀三千萬兩”。 

六、民初----中國當舖的趕往了衰落的趨勢，有其社會特定的曆史背景和原因，密公幹的《典當論》將之內外因歸結起來主要是三個成因：首先是社會動蕩，經濟凋敝，通貨膨脹以及由此造成的貨幣混亂，其次是在傳統金融機構向現代化金融機構發展過程中，傳統台中當舖未能及時轉軌並適應社會進步，第三是政府對當舖的監督管理不力，執法不嚴，致使典當市場混亂失序。因此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全國有典當行約4500家，這個數字相對清乾隆18年（公元1753年）和嘉慶十七年（公元1812年）少了75%和80.6%，“台中當舖之衰落，幾有壹落千丈之勢。”複興于當代改革